“联姻文学”指的是作家与企业家、改革家的联姻，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人民文学》、《北京文学》、《钟山》等有影响的刊物都推出了这样的“联姻文学”，一些出版社也把“联姻文学”当作“重头戏”。“联姻文学”采用纪实的手法描写企业发展壮大的轨迹，以此引发出企业家事业成功的启示。作者大都是文化人，有的甚至是知名作家。“联姻文学”为企业文化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维持了严肃文学的生计。“联姻文学”不同于一般的广告策划也不同于新闻宣传，它最终还是定位在文学上，这是文学与时代同步的一个重要表现。
既然是联姻，就应该平等相待，平分秋色。文学不是企业的喇叭筒，作家也不是企业家的奴仆，“联姻文学”不应该写成溜须拍马的市侩之作。“联姻文学”的操作者应具备知识分子起码的良知，不能为欺世盗名者的“瞒和骗”推波助澜。“联姻文学”的价值在于用文学家的眼光来观察市场经济的发展脉络，以文学的笔法表现商品大潮下人性的闪光和现代人的价值追求。“联姻文学”最大的局限就是不能跑题。素材是固定的，就是这么一个公司、一家企业，它富了，有钱了，这时企业家肯拿出钱来办企业文化而不是用来吃喝嫖赌，这行动本身就了不起。企业家想通过作家创作来刻画而不是粉饰企业的精神面貌。“联姻文学”的创作者如果不深入下去，不真真切切地感受创作对象奋斗的精神，探寻其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那就是不负责任。有的作者恨不得把天下好听的话都堆积在作品里面，一个劲儿叫好，吹得神乎其神，这样的“联姻文学”和过去那种“御用文学”差不多，文学在其中只充当了一种玩物，是“应声虫”，我们可以称之为“商用文学”。
“联姻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而这种真实只能来源于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所以，“联姻文学”实质上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个案分析，做的是解剖麻雀的工作，万万不可牵强附会。一篇反映浙江一家乡镇企业崛起的报告文学反反复复提到主人公的名字与李自成只有一字之差，由此大发感慨。这显然是作家本人的借题发挥。主人公既不是李自成的后裔，又不是李自成的同乡，搞乡镇企业与发动农民起义更相去甚远。“联姻文学”的创作者之所以对“命名”这样的表面文章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对联姻对象缺乏真正的了解。法国作家莫洛亚断言：“一个现代的传记作者，如果他是诚实的，便不会允许自己这样想：‘这是一位伟大的帝王，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他的名字周围，已经建立起一个神话般的传说，我所想要叙述的，就是这个传说，而且仅仅是这个传说’。”事实证明，不知对象有何缺点的婚姻往往是失败的。
可惜，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联姻文学”作品没有写创作对象的毛病，走的是“高、大、全”的金光大道，而且缺少细节描写，只有成功，没有奋斗。
“联姻文学”不应当成为圆滑文学。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和“人治”色彩尚浓厚的今天，事业的成功往往是要付出相当大代价的，也有无奈和随俗的一面。一位作者在写一个民政局长的凝聚力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副局长因孩子毕业分配而发愁。这位局长得知后，立即托关系，找熟人，让他们帮忙将副局长的儿子安排到省电子工业局上了班。这位副局长感动了，于是将所分管的工作管理得井然有序。作者既没有对拉关系走后门这种社会现象抱批判态度，又没有把局长那种求贤若渴的心态刻画出来，而那位副局长也不过是个知恩便报、讲意气的“哥们儿”罢了。这样的“联姻文学”味同嚼蜡，不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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